2024年是美国大选之年，美国总统拜登以反倾销为由又发起了一轮针对中国部分商品的反倾销行动，这次重点是钢铁、铝、电动汽车、太阳能、锂电池、船舶等。最近美国财长耶伦访问中国，所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中国产能过剩所造成的对世界市场的冲击。这是中美战略竞争及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最新较量。

除了中美战略竞争，当下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另一股主要力量是供应链智能化升级，前者左右全球供应链布局和结构、乃至各国经济利益消长，后者提升供应链效率并改变生产、物流和产业运转方式，这将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崭新篇章。本文我将从四个方面来讨论全球智能供应链构建和中美竞争的相关问题，其一，二战后全球供应链形成背景及重构动力，其二，智能供应链的核心技术、及其对人才和资金的需求，其三，中美战略和科技竞争对供应链的影响，其四，在这个大趋势下中美各自可能的机遇和挑战。

一、 全球供应链：形成背景及重构动力

当下全球供应链的构建始于70多年前的二战结束之后，战后和平红利、以及发达国家的成本上涨（包括制造和物流成本、环保成本等）是全球化的大背景。全球化之前的传统产业链是高度垂直整合的。一家公司，从原材料零部件的生产到最后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大都由自己控制。产业链即使包括其他公司，大部分采购合作也都在本国完成。

1950年代，美国资本家为了追求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和新市场，开始把目光投向其他国家。一些龙头企业细分产业链，把一部分环节外包给一些劳动力成本的低洼地。由于日本劳动力质量很好，成本也较低，政治环境也较为可预期，于是成为美国产业链外移的首选。在战后再次工业化的过程中，日本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快速提升，相应的成本也逐渐上升。之后，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就成为产业外包之地，出口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可见苏美冷战时期，美国供应链仅布局在与自己意识形态接近的友好地区之中。

80年代底，苏联及其领导的华沙条约体系崩溃，冷战结束，从此世界由美国单极领导，消除了冷战边界的全球化开始了，部分原华沙条约地区及中国等都被逐渐整合进全球供应链之中，到处洋溢着西方自由主义胜利的乐观情绪。西方自由主义秩序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西方政治体制、价值观及其构建的国际政治秩序；其二是自由主义经济规则和秩序，包括较少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协议及多边国际经济组织（如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元素。

由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大都由华人主导，他们于80年代把部分产能向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大陆转移。以此为契机，中国大陆逐渐进入了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格局之中。90年代中期、特别是中国于2001年进入WTO之后，欧美国家企业也直接向中国大举投资，把供应链拓展到中国。

发达国家投资全球，输出技术，降关税，开放市场，给后来加入全球产业链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参与全球良性经济循环的机会。发展中国家依凭其人口红利建立了大量工厂，产品出口也自用，慢慢沿着价值链往上攀升，各个环节都在追求技术和效率的提升。这个过程还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产业链附加值“微笑曲线”现象，即从事研发和在发达国家从事销售附加值比较高，而制造业附加值比较低。近二十多年，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目前制造业的附加值占全球制造附加值的比例超过31% ，其国内仅消费了约13%制造价值，在世界上形成强大的经贸影响力。目前中国的制造产能仅约七成在创造价值，还有约三成闲置产能，有些产业的闲置产能甚至超过50%。

自由主义全球化虽然创造了巨大经济价值，但也内带致命缺陷，逆全球化的因素和力量一直存在，最近十来年这些力量变得愈发强大和聚集。首先，西方政治体制、价值观和秩序一直受到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质疑和抵制，而自由市场经济规则也仅被部分接受。其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劳力成本、土地成本、环保成本等都在上升，同时，其生产率也在提升、较高端的产业逐渐成长，因此和原来占领高端市场的发达国家形成竞争，即“互补性下降，竞争性上升”。就中国这样体量巨大、工业体系完备的国家来说，其某些中高端产业与发达国家竞争，而其中低端产业同时与发展中国家竞争，零和博弈分量越来越重。

其三，在产业链外包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内部利益受损的群体越来越大，比如丢掉了制造业工作的工人，他们的不满情绪一直在集聚，成为发达国家内部越来越显著的政治力量。其四，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空心化使它的创新能力下降，例如失去了与上游原材料的对接能力，导致关键矿物受制于人、以及新材料等方面的创新能力下降。还有由于研发团队与制造业的距离，产品创新的速度和迭代能力也下降了。另外，制造业本身是一个需要不断创新的大领域，当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空心化之后，他们的制造机器升级速度就慢下来。而从事制造业的国家，其相应创新能力就会上升。

其五，资本和企业从原来比较单一追求效率，开始更多的关注风险，更为小心地平衡长期和短期利益，重点从短期利益转向为考虑和保障企业的长期竞争力、供应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其六，由于部分后发大国技术和产品模仿能力很强、且具有资本投入规模和成本优势，一些新兴产业发展很快，让传统发达国家很难竞争；其七，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在冷战时期和苏联崩溃后的前期还较弱，现在都成熟起来了，让构建智能供应链成为可能。

其八，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东升西降”现象，引发了各国的战略反思及相应的行为调整，上升国咄咄逼人、欲取而代之，下降国的善意减少、自保行为增加。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与部分后发国家迥异，这些后发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西方国家的环境发展经济并达成其他目标、同时制定大量自己的规则限制对方的经济利益及对自己社会的影响，长期呈现极其不对称的局面。自由主义全球化学派和政治家关于一些后发地区会在经济提升后向民主化转型的预言失败，结果是若干年下来西方科技和经济相对优势及其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日渐衰落，连自身国家安全都成问题。

其九，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对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是一次巨大的压力测试。人们从中得到了几点教训：一，各国体制是很不一样的，这体现在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在紧急状况下这些差别会撕裂全球化；二，全球供应链集中于某国的布局凸显供应链安全和韧性的隐患，需要调整、去风险；三，全球供应链布局调整在技术、经济和政治上都是可行的。有人以为新冠疫情结束后，人们的全球化心态和贸易活动仍会逐渐回到之前，这是错误的想象。由于多年积累的各种问题，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不是一场短期风暴，而是长久的气候变化。

事实上，新冠爆发后世界更进一步踏入了冷战2.0时代，自由主义全球化格局将被显著调整（有人称之为“逆全球化”），而全球供应链重构将是其第一阶段。可以说，文化和政治的异质性、地缘政治、技术进步、疫情等因素都在冲击全球经济、彼此互信、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和韧性，成为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强大动力。

二、 智能供应链：关键技术、数据、人才、资金

智能供应链主要包括智能工厂、智能物流，以及仓储库存、采购管理等配套产业。智能工厂由机器人为主来从事制造，基本上无人操作，其规模和制造品类较为有弹性、并灵活地整合更多制造步骤，可以建设在市场附近或资源附近，让制造和销售、原材料和加工等环节更好地整合，一些曾经有竞争优势的中间加工环节可能消失。智能物流的核心技术是无人驾驶及具有智能的物联网技术和调度系统，不需要大量司机等员工。与智能供应链相配套的产业、技术和流程都需要相继更新换代。目前，机器人、无人车、物联网等技术在中美等主要国家蓬勃发展。

这些智能机器和设备需要数字技术工具和基础设施，如超级算力、人工智能、传感器等，其中最核心的底层技术就是芯片，于是各国的技术竞争围绕芯片展开。数据是智能技术的底层元素，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也涉及国家和企业安全、个人隐私，各国都在出台法律法规规范数据利用。目前，这些核心技术都基本到位了，但仍然需要不断改善和升级。智能供应链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板块，基本上与其他所有行业都关联，如智能能源、军事、消费市场（电子商务）、工业市场和政府管理等，智能供应链都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智能供应链目前处于其构建早期，这个构建过程需要很多新型人才和大量资本，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个让资本、人才、技术及市场良性互动、循环放大的环境。资本需要法律体系和经济环境为其投入、放大、退出提供保障，这样世界各地的社会资本才会踊跃投入、政府资金只需起辅助作用即可。人才需要满足其教育、就业和创新、成就兑现和回报、获得社会肯定的期望。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才与其人口规模虽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人才在全球流动能力较高，因此一国能够从全球多大范围吸引人才比其人口规模更重要。

不同的市场规模和质量对智能供应链的需求和反馈很不一样，会影响智能供应链的推进速度及所达高度。智能技术在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应用场景有相似的地方，但由于各自资源禀赋和政策法规的不同，也可以有各自独特的应用。另外，转向智能供应链的过程并非毫无痛苦，也会有人成为“受害者”，比如因此下岗的工人等。因此社会共识和政治支持对完成这个漫长过程是格外重要的。

可见，最终所形成的智能供应链，其从业者规模将比现在的供应链小很多，智能供应链应呈现分布式格局，其韧性和灵活性都可以增加，智能制造科技含量高、会重新回到创新和盈利的头部，所谓“微笑曲线”将会消失。这些智能技术在供应链的应用将显著提升效率并降低成本，是一股长久的“通缩”力量；然而，供应链进行大量新投资和布局调整的地区，这是“通胀”因素，但由此形成产能过剩的地区则会有“通缩”现象。对于市场和原材料两头在外的大国，靠人口红利承担“世界工厂”的价值将消失。如此波澜壮阔的全球智能供应链升级和重新布局，需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三、 中美战略竞争和科技竞争对供应链影响

现阶段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目标是争取主导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并保障各自国家安全和利益，其中科技竞争是当下战略竞争最为关键的内涵，而智能供应链是这场竞争最重要的场景，其走向和最后格局对各自的经济发展和安全都至关重要。竞争的焦点技术是芯片和AI，包括芯片制造、工具软件、硬件、设备、及与AI相关的技术。

对于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国一直有大量各种支持政策和战略规划，例如“中国制造2025”，”五年计划“等，都针对重点产业进行大量投资和很多政策支持。近20多年政府一直在投资新能源、通讯、芯片等产业，近几年AI和量子计算等领域也成为最为重要的投入领域（参见中国政府工作报告2024），可见智能供应链是中国最近倡导的“新质生产力”重要部分。中国的地方政府在产业园、制造业和物流业的投资力度也非常之大。可以说，中国上上下下犹如一个（或若干个）巨大的孵化器，它们主导着中国新兴产业的投入和保护、国内市场推广、技术改进和成本降低，待产业较为成熟之后，它们将以集团军方式携巨大的廉价产能冲向国际市场，让竞争对手难以招架。这种包含“举国体制”的模式中国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一些西方学者则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

近年美国出台了几部与产业相关的法律，如《芯片与科学法案》《美国竞争法》 《反通胀法》，及很多总统行政命令。这些法律法规一方面限制芯片、AI及相关核心技术进入竞争对手手中；另方面是为了增强提升自身的实力，如吸引先进的半导体工厂到美国去投资设厂。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资助了台积电、三星等外国工厂在美国落地，也资助英特尔等本土企业在美国建设先进产能 。美国的目标竞争对手主要是中国，而这种由政府大举投入产业的做法也是为了应对中国产业政策的举措。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对取得这场竞争的胜利都是志在必得。最近，全球化世界“地球村”在各种力量的撕裂下，正在逐渐分裂成为几个内部信任度比较高的“盟友洲”，类似米尔斯海默教授提出的“有界秩序”（Bounded order）概念。“盟友洲”不仅是经济联盟、也与政治和安全联盟重合，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盟友洲”一个以美国为核心，以G7国家为基本盘；另一个“盟友洲”以中国为中心，其核心成员也在逐渐浮出水面。在“盟友洲”之内，供应链功能齐全并密切整合，在关键时刻禁止出口等影响供应链安全运转的概率很小。“盟友洲”可能是区域性的产业聚集和自由贸易区，如美、加、墨北美自由贸易区；功能性“盟友洲”地理上不一定近，主要是强调资源禀赋和产业链功能互补、彼此信任度高。各“盟友洲”之间会有交叉和较弱的连接，不必完全脱钩。

在布局新的全球智能供应链时，一个重要考量是要杜绝单点故障，增加供应链韧性，因此分布式格局很重要。以苹果公司的总装承包商富士康为例，疫情前富士康在河南郑州的总装厂曾有三十万人在组装苹果手机等产品，几百家零部件和服务供应商云集富士康总装厂周边，此地产能占苹果手机全球出货量半壁江山。当这个工厂由于某种原因出问题，那么整个苹果的全球产业链就会停摆，如2022年疫情末期，此时富士康郑州厂员工数减至约二十万人， 当此地员工因疫情罢工时，苹果不得不推迟产品上市节奏。另外，如果企业研发设计和总装厂靠近主要市场、而原材料加工尽量接近矿区，这对供应链的优化也很重要。目前苹果供应链调整的做法是把规模巨大的总装厂分解，布局在更接近主要市场和资源的多个地方。2024年初，苹果在印度手机总装规模已超其全球手机出货量的15%，越南等国也布局了产能，同时富士康郑州厂的员工规模下降至仅约四万人。

在供应链智能化程度提高的过程中，行业的雇用规模将不断减小、最终可能减掉90%员工。那么，未来总装工厂也规模较小，可以分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供应链上零部件和服务厂商都需要做相应的布局调节，在总装厂的附近形成一个小的供应链集群。这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较小供应链集群可以彼此互补呼应，以满足灵活、韧性高、并兼顾区域供需效率和安全的诉求。目前，很多产业的全球供应链都在向这种分布式图景发展。

这场竞争不仅涉及智能供应链相关技术，也是对人才、资本和市场的争夺，甚至关乎两国的体制之争。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与美国不断与时俱进的自由市场体系将谁主沉浮？

四、 机遇与挑战

美国是目前全球供应链重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技术驱动。美国这么做的愿景是：

• 让未来供应链布局更为契合其综合利益，降低关键原材料和供应链依赖单一国家和不信任国家的风险；

• 以最新技术打造智能供应链，提升第二产业的人均产出，降低生产和物流成本，把握数字经济的制高点，兼顾供应链的效率、弹性、韧性和国家安全；

• 让重要产业的产能回流本土，增加本国的就业率和经济规模，减少国际贸易失衡问题；将更多产业的供应链布局于友岸和近岸，与盟友们建立更紧密贸易关系；

• 部分解决美国担忧的制造业空心化造成的“创新-制造-市场”能力减弱的问题，增强持续创新能力；

• 保持战略产业（如半导体、前沿计算等）的先进性，保护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电动车等）的健康发展。

这些愿景目前获得了美国朝野两党及产业界支持。由特朗普总统开启的中美贸易战所加的关税，拜登总统不仅全盘继承，还动员欧洲和部分亚洲国家协调行动。另外，美国出台了一些史无前例的产业政策、补助本土产能建设，加上很多限制部分高科技及其产品对竞争国出口和投资的措施（拜登团队称之为“小院高墙”）。美国企业界对他们的在华业务也按照“去风险”思路和“中国+N”战略进行重组。这些措施已对增强美国制造业、及部分产业链从中国外移产生了显著影响。

但是，这一轮供应链调整和升级过程将持续几十年，最后是否能实现这些愿景很难说，会经历很多挑战。其一，尽管目前美国国内对此政治支持度很高，然而，供应链重构既有受益者也有受损者，人们政治支持的可持续性很难说；其二，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资本是理性和短视的，很难长期为政治买单，只会为利润下注，所以资本支持的可持续性也是一个未知数；其三，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需要很多他国盟友的支持，盟友有自己的想法，期望从中受益，却未必愿意承担太多义务，所以盟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需要很多精力管理。显然，未来以美国为头的“盟友洲”，其规模会远小于现在的全球化经济体系，这也会影响部分美国公司的获利度；其四，美国很多价值观、学术理论、法律法规、以及很多国际组织和秩序都是在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制定的，与目前全球化重构的目标和行为未必自洽，如何进行调整也很有挑战。

已经取得了“世界工厂”地位的中国是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显著重构目前全球化经济格局对中国风险很大。然而，中国并不认为西方体制和价值观比自己的更好，在经济上也不完全按西方自由市场的套路运转，而是以国企作为自己经济骨架，同时试图改变部分国际格局以便在国际贸易中及其他国际事物中受益更多。另外，中国有根深蒂固“自给自足”思维和深度不安全感，一直在致力建设全面的工业体系和完整供应链，同时也出台了一些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法规，如限制部分外国产品进入政府、国企及相关部门。中国市场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一旦本国厂商形成了某种产品的制造能力，外国厂商就会逐渐被排挤出去，造成国际贸易顺差不断放大的趋势。因此，中国市场规模虽然很大，但对很多外商来说，却逐渐失去了吸引力。

当然，目前中国虽然形成了世界最全最大的工业体系和相关产能，但层次和强度还不够，即有一些“卡脖子”问题。因此，中国仍然愿意保持一定的开放度、并希望其他国家的市场对中国开放，同时也选择性地主动“脱钩”、“去风险”，试图兼顾其享受全球化红利、保障自身安全、以及在经济、产业、科技、军事等领域全面超越全球所有对手等多重目标。如果中国能够按照这套想法完美执行下去、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阻力，那么全世界各国经济都将深度依赖中国、而中国经济则可全部由自己供给，这种图景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似乎很美妙，但其他国家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其它们的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都将因此毁灭。

事实上，这轮全球供应链大调整，占国际贸易最大份额的中国是很多国家“去风险”的目标，除了欧美等发达国家，部分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等）也把中国当成了最大的竞争对象，上下夹击让中国很难进一步扩大其产品的国际贸易份额，甚至可能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另外，中国在构建国际机构和规则方面的经验和人才都较少，如何管理“盟友洲”、吸引参与者有一个学习曲线。况且承担一个“盟友洲”的领导责任的成本巨大，以目前中国占全球GDP 约17%的经济实力，长期承担这笔花费是很沉重的。还有，如果以中国为中心的“盟友洲”加入的发达国家较少，大都是较不发达的国家，这种“盟友洲”的经济循环规模和质量是成问题的。如果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市场和技术脱节比较严重，这不仅让中国失去国际贸易份额，也会部分失去技术提升的方向。

就供应链往智能化升级，对于中国来说机遇巨大。首先，这场供应链升级是下一场工业革命的关键场景，中国错过了上几轮工业革命的创造过程，但这次中国可以从头参与，从而把底层技术完整地建立起来。其二，中国有机会成为智能技术和机器的全球领先供应者，站稳高端产业。其三，中国可以建立兼顾效率、韧性和安全的供应链体系。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制造和物流产业的人均产出会显著增加。十年之后当中国进入超老龄化社会（20%人口年龄达到65岁及以上）之时，智能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可以较少劳力让更多人受益。其四，中国有机会在供应链重构的过程中更为关注自己国民的需求，提升制造附加值的国内消费比例，比如从当下的13%提升到17.5%（这是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而减少对出口的过分依赖。

同时，中国进行供应链智能升级也面临一些挑战。供应链智能化之后，雇佣规模将大幅减少，对于中国这样的劳动力大国来说，如何管理冗余劳动力是很大挑战。从国家角度来说，未来十来年得非常小心地管控失业率，否则可能会影响稳定。另外，智能供应链建设需要人工智能、芯片等先进技术和高级人才，如何在发达国家围堵下提升技术能力、并从全球范围获得最好的人才是对体制和社会的很大考验。过去二十余年，中国为建设供应链投资巨大，外资和民企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相当部分供应链没有创造太多利益就急忙再投资升级，那么构建新的智能供应链的巨大资本来自哪里呢？不同的资本来源和数量将决定最后所形成的供应链之规模和性质。

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在形成多个智能供应链“盟友洲”过程中，将有大量投资和获利机会，人才也有很多机会投入到新技术和新兴经济的领域之中。但是，以传统制造和农耕为主的欠发达国家，如果全球智能供应链布局离市场越来越近、而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的话，人口众多的欠发达国家就缺少了一条提升收入、进入工业社会和智能社会的路径，因此可能造成全球性贫富悬殊的固化现象。

总之，二战后几十年前两个阶段的全球化主要由资本驱动，虽然不完美，但其过程和风细雨，包括资本的“无序扩张”也都是温文尔雅的，大部分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国家都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成长，对世界范围的脱贫贡献极大。然而，当下全球供应链的乾坤大挪移加上智能化升级，是由政治、资本、技术等多股力量来驱动的，各国的胜负得失目前还很难预测。未来20年，由于动因太过复杂，政治情绪往往左右理性计算，过程可能会是一场惊悚的过山车，每个人、企业和国家都要系好自己的安全带，准备奔向动荡的远方。

文丨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董洁林